首先是“媒人说合”。丈夫要找专业媒婆牵线，挑选愿意租妻的男方。双方谈妥价格后，得签一份《典婚书》，里面写明租期、租金、生育子女归属，甚至细化到“典期内不得与原夫同房”。浙江武义一带还要办酒席祭祖，典夫得带着猪肉和米酒去祠堂磕头，求祖宗承认这段临时婚姻。
最荒诞的是，有些地方连“售后服务”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比如金华地区，如果典妻在租期内死亡，原夫和典夫要平摊丧葬费；若是生下儿子，孩子归典夫，但典妻租约到期后必须带着女儿回家——因为女儿“不算香火”。
三、朝廷禁令下的灰色生存
从元朝开始，官府就明令禁止典妻。《元史·刑法志》规定：“诸以女子典雇于人者，杖六十七。”可老百姓根本不吃这套。明朝冯梦龙在福建当知县时，亲眼见到穷人把妻子“像租耕牛一样”典给地主，他在《寿宁待志》里吐槽：“虽朝廷严禁，然民困至极，竟成风俗。”
清朝更离谱，顺治帝颁布的《大清律例》表面上延续明朝禁令，却偷偷留了个口子——只要不签书面契约，官府就装作不知道。于是民间流行起“默契典妻”：丈夫收钱后让妻子“回娘家探亲”，实则住进典夫家生子。等孩子满月，两家还能坐在一起喝顿和解酒。
四、被礼教逼出来的畸形伦理
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人伦的习俗能延续千年？归根结底是儒家礼教的双重标准在作祟。
士大夫们嘴上喊着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可面对传宗接代的压力，连道学家都默许典妻的存在。南宋朱熹在《朱子家礼》里痛骂典妻伤风败俗，转头却默许族人用这种方式延续宗族。更讽刺的是，被典当的女性往往被要求“守节”——在租期内只能服侍典夫，期满后又要回原夫家守贞。
这种扭曲的价值观，让底层女性沦为生育工具。清代《刑案汇览》记载，直隶有寡妇因拒绝被小叔子典卖，竟被宗族长老绑着送进典夫家。当生存与伦理冲突时，古人选择了最残酷的解决方式。
结语
典妻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，已经是民国时期。随着现代法律体系建立，《中华民国民法》彻底禁止人身买卖，加之女性意识觉醒，这种延续两千年的陋习才逐渐消失。
回看这段历史，典妻婚的存在既是底层百姓的生存智慧，也是封建伦理吃人的铁证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古代社会最荒诞的矛盾——一边用“孝道”逼迫穷人延续香火，一边用“贞洁”剥夺女性的基本尊严。当我们在史书里读到那些冷静的契约条款时，不该忘记每一张典妻契背后，都藏着一个被迫分离的家庭，和一群无从选择的女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